发表论文

智能手机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扫码支付、网购、查资料、聊天交友…… 但与此同时，“问题性手机使用”（PSU）——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手机成瘾”——正在快速上升。 全球大约 28.3% 的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在中国，一些医院甚至专门设立了“青少年数字成瘾科室”……这不仅是一个习惯问题，还可能伴随：抑郁，注意力下降，自伤风险，人际关系恶化。那么，到底是谁更容易陷入沉迷？为什么会发生？

近日，张卫教授团队在《Behavioral Sciences》上发表文章《Childhood Trauma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Rumination and Social Anxiety》。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佛山大学心理健康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邓彩霞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张卫教授及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邹宏宇博士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其他合作者均为本研究作出了贡献。

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长期处在不安全、不受支持、压力大的环境里，他可能会把虚拟世界当成“逃避现实的避风港”。童年创伤包括两大类：童年虐待（身体/情感/性伤害，直接、强烈、具破坏性）及童年忽视（缺乏关爱、缺乏陪伴、情感被忽略、需求得不到回应）。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感到“不安全”。

那么，这些创伤到底 如何 导致手机成瘾？答案是——两个关键心理机制。

反刍是一种无限循环的负面思维。经历过创伤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陷入这种想不完的“痛苦循环”。研究表明：创伤越多 → 反刍越多，反刍越多 → 越需要用手机分散注意力、麻痹情绪。于是，手机成为了他们对抗负面情绪的最常用方式。

然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社交焦虑在 童年虐待 → 手机依赖 的路径中显著，但在 童年忽视 → 手机依赖 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童年虐待往往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可能来自多个社交情境，易导致普遍性的社交恐惧和不安全感；而童年忽视多发生在照料关系中，更容易影响亲子关系，但不一定泛化到更广泛的社交环境，因此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创伤类型不同，其后续心理问题也存在显著差别。

I-PACE 模型指出，行为成瘾往往是认知偏差、情绪困扰和执行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显示：童年创伤导致更多反刍、反刍进一步引发更多社交焦虑、两者彼此强化、最终增加手机依赖风险。这是一条典型的“认知—情绪—行为”的连锁反应链条。

从“人”的视角看，出现了辛普森悖论

在变量中心分析中，社交焦虑在童年虐待与手机依赖之间呈显著中介作用；但在潜在剖面分析中，这一效应并不显著。

这属于统计学中的“辛普森悖论”：整体数据和分组数据之间可能出现相反的结论。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复杂心理现象时，仅依赖总体平均值可能会产生误导，而需要同时关注不同个体群体之间的差异。潜在剖面分析还显示，即使在“中度虐待组”和“高虐待组”中，童年忽视水平也都高于低创伤组，并且两者差异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父母承担着更多经济与生活压力；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情况可能更常见；忽视虽不如虐待那样具有创伤强度，但其广泛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公共健康议题。建立更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提高父母陪伴质量和情绪支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理解手机依赖，关注心理“旧伤”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手机成瘾并非简单的习惯问题，而是与个体的早期经历、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紧密相关。

• 童年创伤是深层风险因素

• 反刍和社交焦虑是重要心理机制

• 不同创伤类型的影响方式并不相同

• 个体差异可能改变研究结论

• 预防和干预应更加精准

帮助大学生走出手机依赖，不仅需要培养自律，也需要更关注他们的成长经历、情绪困扰和认知方式。